信笺、汇款单与无尽夏的蝉鸣
芭提雅没有早晨。
北方的早晨是凛冽的，天光像一把淬了火的刀，把黑夜一刀切开，断口处流出的是稀薄、寒冷的蓝色。而在这里，天亮的过程像是一条湿漉漉的毛巾，不管不顾地捂在脸上。光线是浑浊的，带着水汽，死皮赖脸地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挤进来，粘在皮肤上。
蝉鸣声响起来了。
那不是一只两只，是成千上万只。它们藏在香蕉树宽大的叶片下，藏在菩提树纠缠的气根里，发出的声音像电钻一样钻进耳朵。这种声音没有起伏，只有持续的高频震动，宣告着这里是赤道附近的无尽夏——一个被时间遗忘、拒绝四季轮回的闷热牢笼。
我从金霞阁楼那张发霉的草席上坐起来。
汗水顺着脊沟往下流，昨晚被硬床板硌出的淤青还在隐隐作痛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那是“阿蓝”的脸，不是“澜”的脸。昨夜在北方被皮带抽打的北方少年，随着梦境的破碎，再次被我按回了记忆的深渊。
金霞还在睡。她睡姿豪放，四仰八叉地占了大半张床，呼吸声沉重如雷。她的身上扑满了廉价的爽身粉，那种白色的粉末混合着夜里冒出的汗水，在她黝黑宽阔的背脊上结成了一块块灰白色的泥垢，像一层斑驳的石灰墙皮。
我轻手轻脚地爬起来，抓起那罐“蛇牌”爽身粉，往自己腋下和胯下猛扑了几下。粉末在空气中腾起一阵呛人的薄雾，带来短暂且虚假的干爽。
该出摊了。
我套上洗得发白的T恤，夹着一个黑色的硬皮笔记本，走出了阁楼。
五脚基的骑楼下，阴影浓重。这里是热带建筑的恩赐，替人挡住了头顶那个毒辣的太阳。我在一根斑驳的石柱旁支起那张瘸了一条腿的方桌，铺开信纸，摆好圆珠笔。
这是我除了跑腿外的另一个营生——红灯区的代笔人。
还没坐稳，生意就来了。
这群刚下班的“夜行动物”们，卸了妆，换上了宽松的T恤和短裤，手里攥着一沓沓皱巴巴的钞票，像一群疲惫的候鸟围拢过来。
“阿蓝哥，寄钱。”
说话的是小蝶。她才十九岁，是从伊森（Isan）高原上下来的。她还没完全适应这里的作息，眼底挂着两团青黑，手指上贴着廉价的水钻美甲，有一颗已经快掉了，摇摇欲坠地挂在指甲盖上。
她递过来一叠钱，大多是二十、五十的小额面值，带着一股子复杂的味道——那是酒精、烟草、廉价香水以及男人胯下特有的腥臊味混合而成的气息。
“还要写信吗？”我接过钱，熟练地在汇款单上填上那个拗口的地址。
“要。”小蝶坐在对面的塑料凳上，有些局促地搓着手，“就说……就说我在曼谷的大餐厅当领班了。老板人很好，包吃包住，空调很凉，我不累。”
我铺开信纸，笔尖悬在半空。
“你说……”小蝶突然探过身子，那双还没被浑浊彻底染黑的眼睛盯着我，一边用力抠着指甲上那颗水钻，“阿蓝哥，曼谷的餐厅领班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别写穿帮了，我阿爸精得很。”
“写三千块吧。”我思考一下说，“多了他会怀疑，少了他会嫌弃。”
“行，听你的。”她松了口气，像是完成了一桩巨大的工程，“对了，再加一句。问问阿妈，家里的那头老水牛病好了没有。如果这钱够买药，就给牛买药。别……别给阿爸买酒。”
我低下头，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。
“亲爱的阿妈：见字如面。曼谷一切都好，勿念……”
谎言像藤蔓一样在纸上爬行。小蝶看着那些字，脸上露出一丝安心的笑。她不知道，或者她假装不知道，这些钱寄回去，大概率还是会变成父亲酒瓶里的劣质威士忌，或者弟弟摩托车上的新排气管。
接着是几个老手。
阿红、苏苏、还有那个断了一根手指的梅姐。她们不需要写信。
“三千铢，老地址。”梅姐把钱拍在桌上，像是在扔一团废纸，“只填数，不写字。写了也没人看，他们只认这个。”
她指了指那堆钱，嘴角扯出一个讥讽的弧度。
我机械地填写着单据。姓名、金额、地址。一张张汇款单像雪片一样堆叠起来。
昨晚露露在雨巷里被按在墙上撞击，换来的是这些钱；小蝶忍着恶心吞下客人的精液，换来的也是这些钱。这些钱在芭提雅的黑夜里流转，沾染了体液和罪恶，然后在清晨被我这一支笔洗白，变成“曼谷餐厅领班的工资”、“正经生意的分红”，不知即将流向何方
等到人群散去，我翻开那个黑色的硬皮笔记本。
那是我的账本，也是我的日记。我开始记录。
2005年6月14日，无风，极热。 今日经手汇款一万四千铢。 南洋没有春夏秋冬，自然也没有为季节落差写就的伤春悲秋。年轮在赤道附近搅成循环，花开叶落不等候怜悯，收成总被季风和雨水重新洗牌。 这里的日子是圆的，钱也是圆的。女人们把身体卖出去，把钱换回来，寄回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