阁楼上的野兽

        我推开金粉楼那扇贴满了性病广告的玻璃门。外面的蝉鸣被截断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频的、像内脏蠕动般的嗡嗡声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晚上八点。对于芭提雅的良家妇女，这是看肥皂剧的时间；对于金粉楼，这是屠宰场刚开闸放血的时间。

        我的呼吸像一根被拉紧的鱼线，视线贴着地面滑行。先是一双双鞋。门口乱七八糟地堆着高跟鞋、拖鞋、还有几双沾满泥点的男士皮鞋。皮鞋的主人大多来自欧洲、日本或韩国，他们习惯在进门时把那层文明的皮扒下来，整齐地码在门口，然后赤着脚走进这栋充满腥臊味的迷宫。

        楼梯狭窄，扶手上包着一层已经发黑的红色人造革，摸上去黏糊糊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一楼，左侧第一间。      门虚掩着。镜头不需要推进去，声音先流了出来。      是一种机械的撞击声。床脚撞击墙壁，咚、咚、咚。频率稳定，没有任何情感起伏，像是在打桩。      透过门缝，我看见半截苍白的小腿悬在床沿，那是阿萍的小腿。那条腿随着撞击声，无聊地、有节奏地上下晃动着，脚趾甚至还在空中打着拍子。      一个男人的背影挡住了视线。他在那儿埋头苦干，像一条正在啃骨头的饿狗。      阿萍的声音传出来：“快点，老板，下一个还在排队。”      她的声音像是在催促菜市场的屠夫剁肉。那男人低吼了一声，动作加快了。男人在这里倒是听话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一楼，右侧尽头。      门关得死死的，但隔音不好。      “打我……求你，那是坏孩子……坏孩子需要惩罚……”      那是小蝶的声音。她在哭，但哭声里夹杂着一种职业性的娇媚。接着是一声清脆的皮鞭声。      啪。      我停下脚步。镜头定格在那扇斑驳的木门上。      我想起昨晚父亲的皮带。小蝶在用她的痛换取那些寄回伊森高原给水牛治病的钱，她把痛卖给了门里那个正在扮演“严父”的陌生人。

        我的脚底开始变粘。

        二楼。      空气开始变热。热气往上走，带着精液味、润滑油味和令人作呕的廉价古龙水味。      走廊里站着几个没抢到客人的姐姐。她们穿着亮片裙，靠在墙上抽烟。看见我上来，她们懒洋洋地吐出一口烟圈，眼神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扫了一圈，然后失去了兴趣。      我是这里的幽灵，是那个不需要性服务的太监。      我经过203号房。门大开着。      一个年轻的男孩――也许是刚做完手术不久的跨性别者――正跪在地上，给一个肥胖的西方老头修脚指甲。老头半躺在床上，一脸慈祥地摸着她的头发，嘴里念叨着：“My      sweet      girl,      my      little      angel.”      那是整栋楼里最诡异的温馨。      一种建立在金钱和异国幻想上的父女扮演游戏。那女孩抬起头，冲老头甜甜地笑，眼角的余光在老头外衣口袋鼓起来的地方转了一圈。

        光线变暗了。三楼住的大多是像金霞那样还没攒够钱去大医院修复、或者已经放弃了修复的老一辈。这里安静得多，偶尔传来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泰国传统民谣。      这里是废墟。楼外那些被榨干了汁水的甘蔗渣被随意丢弃在角落里发酵。

        顶层。

        娜娜趴在凉席上。

        光线从高处的百叶窗缝隙挤进来，在她的背脊上割出一道道横向的、昏黄的影。顶层的瓦片被太阳炙烤了一整天，此时正将积攒的燥热毫无保留地向下倾泻。屋子里的空气是静止的，唯有墙角那台断了两根栅栏的电风扇在喘息。它发出的咔哒声带有一种机械的疲惫，像是要把这一室的粘稠生生锯开，却只扇出了一股混杂着灰尘味的热浪。

        她醒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因为闷热，她没穿上衣，只套着一条宽大的、下摆毛了边的深蓝色短裤。由于长期服用雌激素，她的胸口隆起了两团尚未成熟的轮廓，像两只被将熟未熟的青桃，随着呼吸缓慢而轻盈地起伏。皮肤表层覆着一层薄汗，在昏暗中泛着油亮的光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的手里攥着半个削了皮的青芒果。那是芭提雅街头最廉价的食物之一，果肉坚硬，酸涩刺鼻。她熟练地将果肉在塑料袋底部的辣椒盐里蘸了蘸，塞进嘴里。那种辛辣与极酸的冲撞让她微微眯起眼，牙齿切割果肉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突兀。

        听到脚步声，她猛地转过头，正对上我的眼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不是一张符合流水线审美、或者说符合“金粉楼”生存逻辑的脸。她的脸部轮廓圆润，下巴短促，带着尚未褪去的婴儿肥。鼻翼略宽，鼻尖上渗着几颗细密的、亮晶晶的汗珠